全球化虽然已处于退潮时期，但它有意无意间带来的结果却很值得令人深思。
详见A Theory of Justice, op.cit., p.103. [63] 参见[美] 富勒：《法律的道德性》，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无论如何，罗尔斯旨在用上述信念或者推论衍生出一种恰当的分配原则，据此调整公民之间的不平等。
[84]他提出了若干反对的观点，这里只考虑其中的两个。他借助原初状态这一思考实验装置来模拟参与协议签订的各方的反应，[15]其目的并非要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解释，而是为了对道德判断进行说明，并解释公民所持有的正义感以便相互理解，进而寻求全体一致的同意。[64] 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op.cit., p. 82. [65] Political Liberalism, op.cit., p. 53. [66] 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op.cit., p. xvii. [67] Ibid., p. 77. 详细的解释见Political Liberalism, op.cit., pp. 16-17. [68] 参阅《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前引）6-115页、400-405页。[64]在正义论（第一版），正义理论被视为理性选择理论的一部分（a part of the theory of rational choice），但罗尔斯在后期认为这一说法是一个错误。[68]然而对于罗尔斯而言，要使差别原则成为个人的行为指针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即自由的公共理性。
不难发现，差别原则在OP曲线上所对应的D点引导社会达到OP曲线上的最高点，达到最高的平等—正义线。[28] 换言之，如果理论模型和数据不相符，要么更改模型，要么对数据进行更仔细的检查。（4）从他人的努力中获得重大利益。
可见，链上治理的优势在于，区块链技术可在迅速发展的同时进行必要的技术改进，通过相对低成本的参与机制，建立去中心化有效的决策机制，有利于形成公平性的治理方式。金融稳定委员会建议G20继续审查监管方法及其潜在差距方面的相关议题，包括是否需要更多层面的国际协调。而链下治理则既可在事前提供通用契约，使得各方参与人契约谈判更集中于相对特殊问题的解决，省去事前谈判和签约成本。金融属于典型的严监管领域，监管俘获、监管空隙、监管竞次、监管套利等一系列监管失灵现象长期存在。
毫无疑问，数字货币的法律框架和治理路径问题，既有理论探索意义，也有重要现实意义。随着私人数字货币交易市场生态的迅速扩张，投资者人数众多且牵涉利益重大，监管的不确定性容易导致监管困境。
作为新型数字化经济社会基础架构的数字货币也应运而生，蓬勃发展。链上和链下治理相结合，将改进交易效率，降低行业风险，有助于构建一个健康的数字资产交易生态体系。以私人数字货币为例，全球总市值在2018年1月曾高达近8,000亿美元，数字货币的交易所多达327个。（二）实现数字货币治理的三条路径 数字货币推动着数字经济和无国界经济发展。
对于私人数字货币的持有和使用者而言，可以轻易地绕过严格监管的法域，到监管宽松的国家和地区开展ICO和形成交易所等活动，从而在过去几年间激励了全球数字货币的勃兴。AMF在评估项目的过程中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决策：要么完全禁止未经授权的ICO，要么在ICO白皮书中对没有AMF许可的情况提出强制性警告。然而，基于数字货币的本质特征和现实发展，其规制理论和模式亟待变革，从单一行政监管走向多元治理模式。保护消费者、确保金融机构的稳定性是金融监管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通过披露要求向市场提供信息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有助于市场为产品形成准确的价格，防止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柠檬市场问题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很多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大量行政法规治国，大陆法系国家也盛行法官实证主义。16. [德] 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和领导党，必须在每一次领导立法之后把握未来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前进方向，走在全国人民前面。现实中的强者主要分为体力上的、智力上的和物质上的，强者拥有自由权就可以充分在体力上、智力上和物质上战胜弱者，成为社会的胜利者。
共产党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后，继续领导社会革命，直至实现共产主义。我们需要突破二值逻辑接受多值逻辑才能更好地理解社会，基于多值逻辑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更符合现实，才会更加有效。1949年建国时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国家，新民主主义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领导。无论在推翻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在取得政权后继续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过程中，共产党都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和领导社会革命。社会主义法治追求的政治正义是共同自由，社会主义法治所追求的分配正义是共同富裕。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和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革命的不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而是作为领导党的中国共产党。
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制度是狭义的建设法规制度，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和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实际上也属于党的建设法规制度，党的领导法规制度不同于其他三种法规制度。而且在监督党的领袖使之服从纪律，也有其必要。
17. [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老百姓通俗地将这个问题表达为党大还是法大？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这个问题，而且要求给予明确的回答：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
第一，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都有宪法依据，因而具有合法性。在此基础上，部分党导法规可以采取先由中共中央起草和通过，然后由全国人大或者常委会通过，最终所有党导法规都由党中央和全国人大通过。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领导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自治型法治通过党争民主制和三权分立制限制本应是最强者的政治权力，使得政府保持中立或者软弱，从而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强者即资本成为最强者。中国共产党与八个民主党派的关系是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关系，新就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不仅仅要有愿望而且应该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
党员毫无疑问也适用国法，但这个时候是以公职人员身份适用，而不是以党员的身份适用。然而，执政党的定位大大降低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的定位。
20. [英]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不同国家的法治总是围绕该国的需要而进行设计的，反映该国当时政治力量的平衡。
基于多值逻辑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是改良式的，社会治理的目标是改善人性：抑恶扬善。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社会主义宪治是二元宪治，社会主义法治是二元法治，与资本主义的一元法治遵循不同的法治原则。
判例法国家的法律大部分都是法官确立的先例。公法领域内的争论只是政治争论的延伸。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除了中国共产党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执政党。十九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在宪法总纲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特征，随后的全国人大十三届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
[3] 有必要补充说明的是，毛泽东1938年最初使用的概念是党规。领导型法治需要一个在德能上先进的领导党引导社会进步，并且需要以法治的形式保证领导党在德能上是先进的。
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实际上包含两个原则：以德治党和依规治党相结合原则与以德治国和（狭义的）依法治国相结合原则。按照现行宪法的规定，设区的市具有立法权，为了保证党规与国法的协调性，立规权下放到设区的市级党委是合适的。
这些宣示都是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党领导一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代表们在国家政权中占绝大多数、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毫无疑问是中国的唯一执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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